记忆中的高叔
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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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有人心醉，也有人心碎。不回头是为了不想流泪，回头是为了不让历史永远记住一个人，一个在报社门口看门的高叔，平凡的一生中却给人一种阿Q的感觉。首先，让大家欣赏一下高叔的外貌——额头上留有二战期间的战争残痕，那是美国人炸广岛时所央及的。当时，高叔还差七天出世，不幸在娘胎中被原子辐射了！这都是帝国主义造的孽。高叔的尊容实在是太过于谦虚保守了，用文字形容是丑陋，用东北方言是“渴尘”。在美学上称棱角过于突出分明；如果把它当做地理看待就是沙漠上长了草，河沟里养的大白鲨；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就是美的周期轮回到了丑，一位研究心里学的网友说这是由于一个人心里变态所造成的，搞车床的小付兄又比喻这就象齿轮生了锈。
四十多年的工作中，高叔始终没有提过干，原因就是他长着一张乌鸦嘴，报废歌喉。他年轻时说的那些话往往会招来成群结对的蚊子，说话时还不检点：“喂，你她妈的去哪里混呀？社长！”
我初见高叔的印象就很不乐观，由于他思想的憎恶而埋没了他的丑，末了，印象使丑又一并吞没了思想。他让我亲眼看到了标准正宗的“二百五”的形象，也使我明白了“缺心眼”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有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不失为三生倒霉呀！
如果有一堆废弃的果皮箱丢在他面前，高叔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去当领导，只要谁比他高0.1cm他都会弯腰和你说话，那声音柔得让我想起了古代青楼卖笑的妓女。他和驴子的狡猾有一定联系，他在存在就是对人类一个极端的侮辱。
在报社最大的希望就是：高叔的死，最好被我亲眼撞到。
高叔的处事原则是对领导多说好，少说坏，谁也不见怪。对同事就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大家都挺好的方针。按理说这样的人不该让我去诅咒他，可为何我还穷追不舍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记得初到报社时，高叔就给我下了一个脚拌，害得我无端被领导当了“典型”也就是从那时起，高叔便成了我发泄怨恨的代名词了，我对他的成见远远高于憎恶。
高叔喜弹吉它，他常说对于弹吉它，他真有愧于自己的“纤纤玉手”高叔最擅长的代表作就是《百万个吻》（这把年龄还是花心肠，高叔的情趣真是可圈可点）因为高叔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恨巫及巫，心中生厌把这首陈明真的《百万个吻》打入冷宫。后来，我的女友也唱这首歌，我又仔细一想连高叔那种极度恶劣的人都能感觉出这首歌好，那《百万个吻》一定是有其独到之处了。
高叔一生真是守身如玉，他说婚姻是人生的坟墓，而绝非殿堂。我到认为高叔有可能是阳萎，要是能在高叔的门前挂上一块“五好家庭”的牌子，真不知道这条老处男会怎么想！
高叔听同事午谈起明星绯闻，便会凑到近前。当听到王兄说张伯芝小时候混过玫瑰帮的时候，便来了兴趣。在那自言自语：要说混帮派，小时候我也混过那么几年。王兄和蔡姐便迫不及待地问高叔是爷头帮还是锤子帮？当听到高叔的答案后，便都泄了气。原来高叔混的帮派是中原第一大帮的丐帮——要过饭行过讨，和魏三的“傻男人与坏女人”属于一个级别的潇洒。
高叔的笑很有各性，和他的面貌一样，总是缺斤少两的。夜幕十分那种度质的笑更易另人想起张震讲的鬼故事中的“格伯”。
高叔有句口头禅：“那可不”常常挂在嘴边，真可谓之干也行不干也行中的随风草主义。有人时候没人在意高叔的言论，没人时候高叔也是狠抢镜头，在北京非典蔓延的时候，高叔挥墨泼了一首《沁园春.SARS》的词：“首都北京，千里病风，万里毒飘。望长城内外，人心慌慌，京城上下，顿失叨叨，吃维生素、喝板蓝根，欲与非典试比高，无宁日，看口罩手套分外好消…”高叔建议要将此文发表在报刊版面上的精华区，结果遭到了我们全票的反对，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批评。高叔一气之下竟把他在报社工作以来的处女作填写在了“大字报”上并在板报的下面留下了自己的大名，一个斗大的“高”想以此抗议我等的有眼无珠。结果写出后不到三分钟就被领导发现了，高叔被当从“K”了，并扣除了高叔的当月奖金，还要他写一份检讨。
高叔自觉那840元的奖金被扣除的严重性，便装出沮丧的神情，一副忏悔的假象。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欠佳，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默背着罗密欧与朱丽叶求爱般感天动地泣鬼神的经典台词。希望以此把那840元的奖金感动回来。事后，我见高叔很少抽烟了，也很少庆祝名人的诞辰等节日了，我便知道高叔一定是没能把那奖金感动回来。
其实这也难怪，高叔是一个很要脸的人，就是他真正的向你鞠躬赔礼，他都会在弯腰的时候顺便系一下鞋带，并告诉你别误会了，他只是在系鞋带。
高叔修剪社区的花草树枝时特别认真，他先用“水平尺”测量一下枝与枝之间是否水平一线，然后他在爬到树尖上放一下垂直线，以此证明他工作认真的态度。尽管如此高叔还是高叔始终在后勤保障中守着阵地，高叔是报社著名的爱国者，他常抱怨旧中国为什么那么软弱，当时日本侵华战争时，日本兵只有一百多万，而中国有4亿人口，用9条生命换一个日本鬼子小命。抗战八个月就够了，根本用不上八年，而当谁发问：为什么当初你没有去以自己的命抵消小日本的命时，高叔便一语不发地干他自己的活去了。
领导说天是蓝的，他回答天不红。同事说喜欢周四，他说周四是自己的幸运日。别人说一年13个月，他点头称是：对，有一个闰月。你叫他念一段话，他决不多念第二段话一个字。
高叔很有涵养，一次单位的电话总线发生了点故障，高叔便拨180寻问，话务员让他稍等一下，就叔在那自言自语：没关系，反正是免费的电话，我可以等你一个月。
高叔的职责与管辖范围很广，看门是他的主抓项目，同时还兼管社区的所有花草树木，可以说每一寸土地上的灰尘果皮他都管得着。有时他在报版上写点“小广告”诸如，何时开会、有何活动、啥时旅游等等。在结尾处总免不了写上他自己的大名，大家可以看到高叔的字是多变的，写自己的名时格外帅气，而写别人的名字时，却故意把那些关键字写的很难看，好象就他一个人的名字是父母起的一样。
虽说高叔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但对于孩子他的眼睛就象蚊子一样，高叔特别喜欢小姑娘，报社同事谁家的小女孩一来，他都会慷慨解囊买上一大包的小食品，把孩子高兴得只顾吃了连谁给买的都忘记了。
高叔的烟隐很大，好象和烟厂有仇似的。真有种不抽断销了不罢休的精神，说来也怪，高叔的四十多年吸烟史竟抽黄了四十多种牌子的香烟，他现在准备把“万宝路”抽破产了，我估计高叔的肺子早已成了黑色，因为他抽烟把北京的天都给熏黑了，害得我晚上想看到星星都是一种奢望了。
高叔也有点小脾气（没有脾气的男人一定是太临）一次在报告会上，他被蚊子盯了一下脸，蚊子便被他狠狠的一巴掌打得血肉模糊。高叔这还不解气，点起脚尖大骂三六句，不把那只可怜的蚊子骂到十八屋地狱他是死不冥目的（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高叔对待蚊子相比下是多么残忍、僵尸也不过如此）真有种鲁迅先生说的那种跳到半空，骂得他体无完肤也不肯罢休的感觉，这对我们观众来说为实不容易。虽生之日，犹死之年，能见到高叔这种憎恶“敌人”的样子也是不白活一回了。
高叔是一个节水专家，我来报社已两年，看见高叔洗脸都是有次数的，仅用十个手指就可以计算得一清二楚了。这么说吧，高叔在一清泉洗手，等他洗完，你一再看那清泉，早已变成浊水了（我怀疑高叔曾来过黑龙江的黑河）高叔虽然不爱洁净，但这并不影响高叔举止的高雅，可以说高叔就算是在杀人的时候，都会和你友好地握握手，给你一个绝美的微笑，然后再把你砍成七十八半。
高叔因为他的过份高雅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听郭总编说，二十年前高叔因为在没有经过人家允许时拿了别人的东西，而进入了看守所。其实当时要不是因为高叔在掏完别人钱包后顺便打了一个“响指”摆了一个极有震撼力的造型，谁也不会发现的。就是因为高叔习惯性的高雅举上把自己囚困了一年零三个月。
都说有钱是个错，可高叔却是一个肯于知错再错的人，他自愿错上加错，而且宁肯一错到底，八辈子都不会后悔。高叔是我们报社职员中最富有的一个，他惊人的钱财虽然与他的工薪有所不符，但谁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的钱来得和那一年零三个月有关。高叔曾骄傲地说：“扒手也是一种高技术人才，不是长手就能做到的事！这也需要一种天才”一听这话，我就想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于是我就感觉自己象在飘，接着就是一个字：晕，然后两个字：恶心，最后是三个字：我吐了。
高叔很喜欢在205国道上“彪车”虽然技术不佳，但也从未造过事，高叔的乐观很另人诽思，在非典高峰期，高叔非旦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慌，反而终日弹着他那把破吉它，哼唱“愉快的民谣”我不得其解问高叔是幸灾乐祸还是想就此大发一笔国难财，高叔则眯缝着眼睛神秘地说：“sars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样更好让我们容易消灭它”。
高叔做菜有一套，他总翻日历。因为他在给自己找喝酒的理由，凡是节日他都会炒几个小菜庆祝一下，比如思大林的诞辰、毛泽东的纪念日，就连什么无烟日、护士节，他都不放过，只要日历上有一丝纪念的东西，他都会庆祝一下，什么倒霉日、幸运日、无聊日、工作四十二年半纪念日、与某某吵架纪念日，都是他的节日。二月份的节日最多，高叔一个月内竟过了四十七个节日。
如今高叔已经离开我们近一个月了，一切的恩恩怨怨早已被高叔带进土里去了，高叔死于突发性脑膜炎，可惜他的死被我永久地错过了，否则我也会在追悼会上为他不计前仇地献上我的两行文学泪。
高叔大半生的辛勤全部献给了报社，他的资历比我们报社的所有人都老，但他却是最不被人重视的一个。如果高叔不是高叔，那他现在也许早就坐在头把椅子上了。经报团商议，高叔被评为报社的“长青树”了，可高叔已经做了古人，要是在生前给高叔这样一个称谓，那高叔绝对不会死于脑膜炎，而是高血压——兴奋过渡。不过这样也要高叔还可以多死一次，这次高叔的死我是绝不能再错过了。
——为高叔去世25天而作
四十多年的工作中，高叔始终没有提过干，原因就是他长着一张乌鸦嘴，报废歌喉。他年轻时说的那些话往往会招来成群结对的蚊子，说话时还不检点：“喂，你她妈的去哪里混呀？社长！”
我初见高叔的印象就很不乐观，由于他思想的憎恶而埋没了他的丑，末了，印象使丑又一并吞没了思想。他让我亲眼看到了标准正宗的“二百五”的形象，也使我明白了“缺心眼”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有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不失为三生倒霉呀！
如果有一堆废弃的果皮箱丢在他面前，高叔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去当领导，只要谁比他高0.1cm他都会弯腰和你说话，那声音柔得让我想起了古代青楼卖笑的妓女。他和驴子的狡猾有一定联系，他在存在就是对人类一个极端的侮辱。
在报社最大的希望就是：高叔的死，最好被我亲眼撞到。
高叔的处事原则是对领导多说好，少说坏，谁也不见怪。对同事就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大家都挺好的方针。按理说这样的人不该让我去诅咒他，可为何我还穷追不舍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记得初到报社时，高叔就给我下了一个脚拌，害得我无端被领导当了“典型”也就是从那时起，高叔便成了我发泄怨恨的代名词了，我对他的成见远远高于憎恶。
高叔喜弹吉它，他常说对于弹吉它，他真有愧于自己的“纤纤玉手”高叔最擅长的代表作就是《百万个吻》（这把年龄还是花心肠，高叔的情趣真是可圈可点）因为高叔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恨巫及巫，心中生厌把这首陈明真的《百万个吻》打入冷宫。后来，我的女友也唱这首歌，我又仔细一想连高叔那种极度恶劣的人都能感觉出这首歌好，那《百万个吻》一定是有其独到之处了。
高叔一生真是守身如玉，他说婚姻是人生的坟墓，而绝非殿堂。我到认为高叔有可能是阳萎，要是能在高叔的门前挂上一块“五好家庭”的牌子，真不知道这条老处男会怎么想！
高叔听同事午谈起明星绯闻，便会凑到近前。当听到王兄说张伯芝小时候混过玫瑰帮的时候，便来了兴趣。在那自言自语：要说混帮派，小时候我也混过那么几年。王兄和蔡姐便迫不及待地问高叔是爷头帮还是锤子帮？当听到高叔的答案后，便都泄了气。原来高叔混的帮派是中原第一大帮的丐帮——要过饭行过讨，和魏三的“傻男人与坏女人”属于一个级别的潇洒。
高叔的笑很有各性，和他的面貌一样，总是缺斤少两的。夜幕十分那种度质的笑更易另人想起张震讲的鬼故事中的“格伯”。
高叔有句口头禅：“那可不”常常挂在嘴边，真可谓之干也行不干也行中的随风草主义。有人时候没人在意高叔的言论，没人时候高叔也是狠抢镜头，在北京非典蔓延的时候，高叔挥墨泼了一首《沁园春.SARS》的词：“首都北京，千里病风，万里毒飘。望长城内外，人心慌慌，京城上下，顿失叨叨，吃维生素、喝板蓝根，欲与非典试比高，无宁日，看口罩手套分外好消…”高叔建议要将此文发表在报刊版面上的精华区，结果遭到了我们全票的反对，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批评。高叔一气之下竟把他在报社工作以来的处女作填写在了“大字报”上并在板报的下面留下了自己的大名，一个斗大的“高”想以此抗议我等的有眼无珠。结果写出后不到三分钟就被领导发现了，高叔被当从“K”了，并扣除了高叔的当月奖金，还要他写一份检讨。
高叔自觉那840元的奖金被扣除的严重性，便装出沮丧的神情，一副忏悔的假象。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欠佳，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默背着罗密欧与朱丽叶求爱般感天动地泣鬼神的经典台词。希望以此把那840元的奖金感动回来。事后，我见高叔很少抽烟了，也很少庆祝名人的诞辰等节日了，我便知道高叔一定是没能把那奖金感动回来。
其实这也难怪，高叔是一个很要脸的人，就是他真正的向你鞠躬赔礼，他都会在弯腰的时候顺便系一下鞋带，并告诉你别误会了，他只是在系鞋带。
高叔修剪社区的花草树枝时特别认真，他先用“水平尺”测量一下枝与枝之间是否水平一线，然后他在爬到树尖上放一下垂直线，以此证明他工作认真的态度。尽管如此高叔还是高叔始终在后勤保障中守着阵地，高叔是报社著名的爱国者，他常抱怨旧中国为什么那么软弱，当时日本侵华战争时，日本兵只有一百多万，而中国有4亿人口，用9条生命换一个日本鬼子小命。抗战八个月就够了，根本用不上八年，而当谁发问：为什么当初你没有去以自己的命抵消小日本的命时，高叔便一语不发地干他自己的活去了。
领导说天是蓝的，他回答天不红。同事说喜欢周四，他说周四是自己的幸运日。别人说一年13个月，他点头称是：对，有一个闰月。你叫他念一段话，他决不多念第二段话一个字。
高叔很有涵养，一次单位的电话总线发生了点故障，高叔便拨180寻问，话务员让他稍等一下，就叔在那自言自语：没关系，反正是免费的电话，我可以等你一个月。
高叔的职责与管辖范围很广，看门是他的主抓项目，同时还兼管社区的所有花草树木，可以说每一寸土地上的灰尘果皮他都管得着。有时他在报版上写点“小广告”诸如，何时开会、有何活动、啥时旅游等等。在结尾处总免不了写上他自己的大名，大家可以看到高叔的字是多变的，写自己的名时格外帅气，而写别人的名字时，却故意把那些关键字写的很难看，好象就他一个人的名字是父母起的一样。
虽说高叔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但对于孩子他的眼睛就象蚊子一样，高叔特别喜欢小姑娘，报社同事谁家的小女孩一来，他都会慷慨解囊买上一大包的小食品，把孩子高兴得只顾吃了连谁给买的都忘记了。
高叔的烟隐很大，好象和烟厂有仇似的。真有种不抽断销了不罢休的精神，说来也怪，高叔的四十多年吸烟史竟抽黄了四十多种牌子的香烟，他现在准备把“万宝路”抽破产了，我估计高叔的肺子早已成了黑色，因为他抽烟把北京的天都给熏黑了，害得我晚上想看到星星都是一种奢望了。
高叔也有点小脾气（没有脾气的男人一定是太临）一次在报告会上，他被蚊子盯了一下脸，蚊子便被他狠狠的一巴掌打得血肉模糊。高叔这还不解气，点起脚尖大骂三六句，不把那只可怜的蚊子骂到十八屋地狱他是死不冥目的（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高叔对待蚊子相比下是多么残忍、僵尸也不过如此）真有种鲁迅先生说的那种跳到半空，骂得他体无完肤也不肯罢休的感觉，这对我们观众来说为实不容易。虽生之日，犹死之年，能见到高叔这种憎恶“敌人”的样子也是不白活一回了。
高叔是一个节水专家，我来报社已两年，看见高叔洗脸都是有次数的，仅用十个手指就可以计算得一清二楚了。这么说吧，高叔在一清泉洗手，等他洗完，你一再看那清泉，早已变成浊水了（我怀疑高叔曾来过黑龙江的黑河）高叔虽然不爱洁净，但这并不影响高叔举止的高雅，可以说高叔就算是在杀人的时候，都会和你友好地握握手，给你一个绝美的微笑，然后再把你砍成七十八半。
高叔因为他的过份高雅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听郭总编说，二十年前高叔因为在没有经过人家允许时拿了别人的东西，而进入了看守所。其实当时要不是因为高叔在掏完别人钱包后顺便打了一个“响指”摆了一个极有震撼力的造型，谁也不会发现的。就是因为高叔习惯性的高雅举上把自己囚困了一年零三个月。
都说有钱是个错，可高叔却是一个肯于知错再错的人，他自愿错上加错，而且宁肯一错到底，八辈子都不会后悔。高叔是我们报社职员中最富有的一个，他惊人的钱财虽然与他的工薪有所不符，但谁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的钱来得和那一年零三个月有关。高叔曾骄傲地说：“扒手也是一种高技术人才，不是长手就能做到的事！这也需要一种天才”一听这话，我就想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于是我就感觉自己象在飘，接着就是一个字：晕，然后两个字：恶心，最后是三个字：我吐了。
高叔很喜欢在205国道上“彪车”虽然技术不佳，但也从未造过事，高叔的乐观很另人诽思，在非典高峰期，高叔非旦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慌，反而终日弹着他那把破吉它，哼唱“愉快的民谣”我不得其解问高叔是幸灾乐祸还是想就此大发一笔国难财，高叔则眯缝着眼睛神秘地说：“sars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样更好让我们容易消灭它”。
高叔做菜有一套，他总翻日历。因为他在给自己找喝酒的理由，凡是节日他都会炒几个小菜庆祝一下，比如思大林的诞辰、毛泽东的纪念日，就连什么无烟日、护士节，他都不放过，只要日历上有一丝纪念的东西，他都会庆祝一下，什么倒霉日、幸运日、无聊日、工作四十二年半纪念日、与某某吵架纪念日，都是他的节日。二月份的节日最多，高叔一个月内竟过了四十七个节日。
如今高叔已经离开我们近一个月了，一切的恩恩怨怨早已被高叔带进土里去了，高叔死于突发性脑膜炎，可惜他的死被我永久地错过了，否则我也会在追悼会上为他不计前仇地献上我的两行文学泪。
高叔大半生的辛勤全部献给了报社，他的资历比我们报社的所有人都老，但他却是最不被人重视的一个。如果高叔不是高叔，那他现在也许早就坐在头把椅子上了。经报团商议，高叔被评为报社的“长青树”了，可高叔已经做了古人，要是在生前给高叔这样一个称谓，那高叔绝对不会死于脑膜炎，而是高血压——兴奋过渡。不过这样也要高叔还可以多死一次，这次高叔的死我是绝不能再错过了。
——为高叔去世25天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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